中国如何监管新型植物蛋白原料？ 政府是否会慢慢放开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 新冠疫情将如何影响未来中国农业食品监管的大环境？

近期，食芯资本Bits x Bites与知名法规专家冯文煦律师就“农业食品监管法规趋势”这一主题，举办了一场闭门线上研讨会，解答了初创企业，投资机构和大企业当前都在密切关注的政策趋势问题。冯文煦是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高级法律顾问，是中国食品药品，农业以及环境等相关法律领域的知名专家。

以下是本次研讨会的精华回顾。

中国植物基替代食品的标签命名相较西方国家而言有着较大的制度优势

在美国，相关的产业组织一直在为植物基饮品的命名抗争，他们认为商家将不含乳制品的产品命名为植物“奶”类产品来营销售卖，是误导消费者的，应当删除“奶”字全面禁止这种行为。

在中文语境下，这类争议并不会存在。 “肉”一词在中文里具有更广的内涵，素肉和豆奶作为相关食品的名称在中国已经存在许久且受到广泛认可。冯律师建议制造商在“奶”和“肉”之前使用特定的前缀，以表示产品是基于植物的，从而确保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情权。

话虽如此，但中国尚未制定针对植物基产品监管的明确条例。目前有一些讨论说要为素食产品建立一个正式的检验认证机制，使其能更规范地在市场上推广销售，但这种全新的监管标准是否会出台还有待观察。

注册“蓝帽子”保健食品标志并不如想象中的容易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公众对提高免疫力，减脂减糖、改善睡眠质量等健康管理的需求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些需求，许多公司都致力于研发含有新食品原料的功能性食品以及营养保健品。而中国的保健食品都必须标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保健食品认证标志，即业内俗称的“蓝帽子”。

然而，许多公司常常低估了获得这项批准的难度，尤其是对于一些添加了尚未收录在中国《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中的新原料的保健食品。

自2015年以来，尚未有新的功能性保健食品注册申请被批准。大部分的申请都经过了五年到六年才最终获批。因此，尽早了解该注册过程，并且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保健食品品类的初创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保健食品之外，所有正在研发新食品原料的初创企业也应提前了解审批相关的政策流程。新型食品的定义是，在过去35年内，至少在单个省级地区内，没有安全食用史的食品及原料。在多数情况下，即使某些食物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很长的被食用历史，但如果对其相关成分进行提取或化学加工，则该成分在中国仍可能被作为新食品原料受到法律约束。例如，从植物来源提取的蛋白质浓缩物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新食品原料的认证。

转基因原料的前景依旧存在不确定因素

自2004年中国的农业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首次批准进口转基因农作物以来，每年都会有许多新增的转基因农作物被批准进口。截至目前，共有192个转基因作物品种获批，其中，仅在2020年年初，就有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一个大豆品种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

然而，仍然没有明确信号表明监管机构准备开放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本土的种植。自2004年以来，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制度几乎毫无改变。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药品和食品监管机构以改善监管体系为目的进行了几次整改，但农业监管部门还没有整改的征兆。

知识产权保护日趋完善

知识产权是所有科技型初创企业都非常重视关注的要素。尽管中国不针对有机生物体提供专利保护，但仍然有很多方法可以有效保护最终产品及其研发过程，这对于那些开发植物基和细胞培育肉的公司来说尤其值得关注。

尽管许多企业对中国针对IP保护的重视程度仍持怀疑态度，但IP执法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越来越多的本地公司开始申请专利并针对侵权行为采取行动。为了更好地扶持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以保护“育种者权利”。最近，中国修订了《种子法》，澄清并完善了保护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制度。

这项进展对技术创新型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利好政策。

粮食安全备受瞩目，食品科技创新迎政策利好

由于新冠疫情，非洲猪瘟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项法律法规必然会更加支持食品成分或生产工艺的创新，从而促进中国在粮食供应上的自给自足。

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渴望能够尽快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项基本的新目标，但仅仅停留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是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创新成为了必须的手段。因此，食品行业在这些新技术的监管新政制定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细胞农业为例，政策制定者们正在就是否要将这种替代蛋白生产方式引入中国这一话题进行激烈的探讨，而他们亦渴望听到来自业界的声音。随着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走向规模化与商业化，产业与政府间的跨界协作，对于打开中国市场来说至关重要。